记忆｜高港口岸过载行的历史变迁

过载行业，自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，旧时人们称过载行为“邸店”，主要从事为客人说合买卖，兼营旅馆、客栈、堆放货物等业务。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末至民国中期，位于今泰州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境内的口岸过载行大量出现，成为口岸经济发展的最大特色。

口岸过载行与港口航运、盐运中心转移和木材市场的兴起紧密相连。清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朝廷在泰州设立泰坝监掣署，派专员管理盐务，负责对往来盐运核查、称重、盖印、签单及纳税等，同时稽查通、泰两地偷漏夹带私盐的情况。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前后，受鸦片战争影响，清政府将盐运中心从扬州转移至泰州，江南、皖南、扬州一带居民纷纷迁居泰州周边地区。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至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隶属于泰属十一场和通属九场的淮盐由口岸掣验开江，人口转移和交通经济地理的变化直接促成口岸商贸繁荣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“在口岸另设分栈，各场引盐自运分栈待售”，淮盐转运的路线也改由泰州南下南官河至口岸镇长江口出江，至此淮盐船概由口岸镇出江。口岸凭此区位优势成为“苏北咽喉、江淮通道”“水陆辐辏,为邑重镇”。

龙窝口老街（原木商街）

鸦片战争后，社会经济秩序重建，使沿江的木材集散应运而生。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后，湖北大冶、鄂州等地的木材商选择口岸和龙窝两地作为木材销售市场，口岸成为苏北地区木材销售集散地。木材业的兴起推动过载行等服务行业迅速发展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英商祥茂轮船公司开辟沪口（上海——口岸）航线后，口岸开埠通商，清末至民国中期，口岸被称为“苏北小上海”。清代诗人金长福作《咏口岸》云：“万家灯火比邻居，虾菜登筵美如菇。州里江流通口岸，清明时节卖鲥鱼。”从诗句中足见当时口岸的繁华。

口岸街道龙窝口社区党群服务中心

口岸港的繁荣发展，与源源不断的货源运往上海、苏州、无锡等城市休戚相关。各种日用百杂货工业制品及时转往苏北各地，且经久不衰。这主要归功于口岸港的轮船公司、货主和过载行紧密结合，相互制衡，结成了相互依赖的经济伙伴关系，从而保证船到有货，货到有船，货到即下，货上即走。过载行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。

口岸过载运输商行经营范围大致有三：一是为商号承运货物。当时进口的大宗货物有山竹、纸箔、纸张等，出口的大宗货物有粮食、生猪。二是为货主代办纳税手续和挑抬货物。泰州南北的上下河地势高低差很大，因农田灌溉和通航的需要，在清乾隆年间，建筑两道拦河坝，以代替涵闸的功能。筑坝以后，所有南来北往的客货都要在泰州翻坝。为方便客货运输，过载行备有100多名工人，专门从事过坝挑抬运输工作。三是为当时的官府承担解送青衣、红衣两类犯人的解差工作。此项由过载行承担解送犯人的制度，到民国初年才被废除。

泰昌生木号南侧
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口岸港一度辉煌之极。港口每年木材的拆做量20万立方米，苏北通过港口转运粮食和农副产品，仅小麦就达100万包（每包重202斤，其中粮食200斤，麻袋2斤），大量禽蛋、鱼虾等从港口转运至各大城市，大批的日用杂货则源源不断运进。

据《泰州市高港区志》载，1929至1937年这9年间是港口过载运输商行过载业务最为繁忙的时期，过载商行最多时有48家。其中业务较大的有薛鸿记、邱同泰、李信昌、闵云记、新华盛、允信和同兴猪行等。他们的营业分工也非常明确：薛鸿记专营粮食、棉花等，邱同泰主营小麦、杂粮、鲜蛋等，闵云记负责盐业和小麦出口，新华盛主要是经营鸡鸭家禽，允信和同兴猪行主营苏北地区的猪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