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冷成琳
受访者 张同道（北师大纪录片中心主任）
采访者 冷成琳（“广电独家”记者）
“广电独家”：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走红网络，纪录片应该怎样去适应互联网？
张同道：新媒体、工业化、院线纪录片，这是未来的热点，也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三个核心词。
对于互联网来讲，纪录片可以分成两类：一类是现有为电视频道生产的纪录片，它们在新媒体上也得到了广泛传播，这种例子很多，比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；第二类是为新媒体生产的纪录片，首选传播平台就是新媒体，比如《侣行》，为新媒体制作的纪录片现在正成为一种很有前景的媒介样式。
互联网传播纪录片的优势，首先体现在贴近性上，比影院纪录片、电视纪录片更贴近受众，特别是贴近相对有一定个性的年轻观众。
其次，提供了新的产业模式。网络（新媒体）以其传播度广、精准度高的优势，带动了一批广告商——它们愿意与新媒体合作，生产传播纪录片，这种可能性是未来纪录片不可低估的发展方向。
最后，体现在变现能力上。新媒体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，即可以通过在线销售为纪录片获取物质回报。比如一个片子火了，相关的产品可以直接在网上订购，这在电影院、电视频道是做不到的，只有通过新媒体中介才能实现产业拉动。
在创意产业中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把文化影响力转换成市场驱动力，但经常的情况是，文化影响力很大，市场驱动力很小，甚至没有，就是因为中间缺少了转换的环节，而新媒体有这个特长。
综合这几点，我们完全可以预期，新媒体在纪录片的发展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鲜有卫视频道愿意将纪录片放在黄金时段播出，原因是什么？
张同道：纪录片整体收视率还是比较低，这是一个客观现实。从片种来讲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纪录片都不能和电视剧、娱乐节目、新闻三大类型比，纪录片永远比不了。当然不排除个别纪录片可能比电视剧、娱乐节目还火，但是那毕竟不是纪录片的常态，只是偶然现象。
在以收视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电视传播系统中，纪录片大量地占据卫视“920时段”，尤其是一线卫视，是没有这么大空间的。但这并不排除品质高、品牌效应显著的纪录片可以在一线卫视黄金档取得成功，而且提升这些卫视频道的文化影响力。
这个苗头从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已经出现了，到《本草中国》再次确证。我相信还会有越来越多高品质、工业化、有品牌潜质的纪录片在卫视黄金时段取得成功。但这不代表所有纪录片都可以走这条路，如果这样期待，属于热情过度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纪录片走院线是未来纪录片生产链的重要一环吗？
张同道：纪录片本来就在院线里，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相继离开了院线，慢慢变成电视传播。主要原因是，纪录片的长度不能保证像故事片一样，每一部都在90分钟上下，内容上又不以戏剧化故事为主，所以从六七十年代开始，就退到了电视传播渠道。
但从20世纪末，纪录片又开始重回院线。首先在美国，然后在欧洲。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，纪录片大规模回归院线，而且取得了商业成功。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纪录电影大师迈克·摩尔，他的纪录片发行7000万、8000万美元都是常态，《华氏911》发行到2.3亿美元，制作成本只有600万美元。欧洲也出现了以法国自然纪录片为代表的成功纪录片，如《帝企鹅日记》《迁徙的鸟》《海洋》等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亚洲也连续出现了几个成功案例，例如韩国2009年的《牛铃之声》、2014年的《亲爱的别过河》，而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现了《看见台湾》。这样来看，纪录片回归院线已不是一个局部个例，而是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种电影现象。
与欧美纪录片市场不同的是，纪录片并不是我国主流院线的常规品种。欧美具有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，如艺术院线。通常情况下，纪录片首先在艺术院线取得成功，然后再进入主流院线。
我觉得在中国一部院线纪录片的票房达到5000~8000万元，可能性还是非常之大的。如果到了这个数，制作成本在1000万元左右，不仅可以回收成本，而且可以盈利。我相信这很快就会成为现实。
目前，随着故事片的繁荣，人们对炫技、炫富、仅仅靠主演颜值撑起的高票房、低口碑电影已经有些反感，这恰好是纪录片进入市场的一种契机。台湾纪录片就是在故事片低潮时进入院线获得成功的。
纪录片进入院线，并不意味着所有纪录片作品都可以在院线放映。院线纪录片应该具备几个基本素质：
话题性。纪录电影要想在院线成功，没有一定的话题空间，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。商业片动不动拿500万元、800万元作宣发，而纪录片由于投资小，没有那么多钱去作宣发，所以需要靠话题引起关注，吸引公众讨论电影中设置的议题。
视听奇观。要想吸引观众到电影院看纪录片，一定要有通过电视、网络感受不到的视听奇观。法国自然纪录片最能显示这一特点，在小屏幕虽然也能观看，但无法感受到大银幕的视听效果。
电影技术标准。电影是一个严格的工艺流程，需要相当的技术手段才可以达到。相比之下，电视技术与电影相差不止一个量级。例如，电视声音和电影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电影要用5.1的杜比声，电视用立体声就已经很好了，这中间，工艺、费用差距可能不止10倍。
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，可以期待未来3~5年，中国纪录片在电影院获得一定的成功，而且会相对稳定地留在电影院，比如每年都会出10部8部，其中有几部取得比较大的成功。我认为这个前景还是可以预期的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我国目前的纪录片工业化生产进展如何？
张同道：应该说，中国纪录片工业化是从2004年的《故宫》开始的，这是中国纪录片工业化的一个标志性产品，在这之前主要是手工制作。从那开始，纪录片在持续推进工业化，而且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。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就是典型的工业化制作，它的叙事方式、技术标准可以反复操作、反复生产。目前这样的片子越来越多，将来市场主流会是工业化产品。
但就整个行业来讲，目前还处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，能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团队相对比较少，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纪录片应该怎么吸引年轻观众？
张同道：纪录片当然可以年轻化，只是目前做纪录片的人年龄偏大，所以喜欢把纪录片做得老气横秋，一开口就是五千年。
但现在纪录片制作团队正在发生变化，年轻人越来越多，制作理念、叙事方法、技术手段都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。如果将来进一步以年轻受众为导向，完全可以打造青春纪录片，满足年轻人对纪录片的需求。
但这里面有一个界限，再怎么向年轻观众靠拢，纪录片都不能变成电视剧，不能变成娱乐节目。在收视率争夺中，个别纪录片媚俗恶俗，丧失了纪录片应有的品质，这并不值得提倡。例如曾经出现一批挖坟盗墓、装神弄鬼的纪录片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纪录片被认为是比较小众的影视产品类别，现在这种情况有变化吗？
张同道：我觉得从本质上还是没有大的变化，纪录片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小众的形态，但是有些类型的纪录片可能会有大众传播空间，取得大众传播成功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已经证明了这个可能性是有的，但这毕竟还是少数。
对于做纪录片的人讲，还是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为全国人民服务，还是要知道你的基本受众是某一些人群。事实上，现在电视剧、娱乐节目的受众也呈现了分众化趋势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近期纪录片行业有哪些变化？
张同道：首先，新媒体在纪录片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。电视纪录片传播离不开新媒体，没有新媒体参与，纪录片想成为大众关注热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小，网络为纪录片开辟了新空间。
第二，纪录片的市场能力大幅提升。从《本草中国》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看，目前纪录片市场驱动力大大提升，这是行业能够建立的标志。
第三，纪录片进入院线的努力还在继续，势头越来越强。2016年的成绩并不突出，但依然前行。大家看好纪录电影的未来，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布局2017年和2018年的纪录电影，谋求突破。
“广电独家”：在未来，纪录片想进一步盈利的出路是什么？
张同道：目前纪录片的市场盈利并不太好，这跟我们的体制是有关系的。国际上，纪录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盈利：
一种是美国的商业模式——付费观看，而我们的节目都是免费收看，失去了收回成本的基本渠道；第二种是以英国BBC和日本NHK为代表的公共广播模式，靠大众的收视费制作纪录片，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，进行文化传播，但中国没有收视费。市场制作，免费传播，主要收入靠广告，这是中国纪录片所面临的市场困境。
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生态里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用钱来结算，就像人类呼吸空气、享受阳光，空气和阳光都不能用钱来结算。平时感受不到它的珍贵，失去了才发现这是生命中比金银珠宝更值钱的东西，经过雾霾后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。
文化事业不能仅仅以营利为目的，思想传播、知识传播，这是人类社会凝聚共识的一种方式，失去了这一共识，社会就会遭遇文化危机。在历史发展中，纪录片确实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，这些作用也并不是用钱能够计算出来的。
将来纪录片应该分类：一种是公共纪录片，它应该是由大型文化基金组织拍摄；第二种是商业纪录片，直面市场，动用市场手段获取商业回报。
当年的《话说长江》《望长城》，后来的《大国崛起》等作品都不赚钱，但它们在中国电视发展中，在中国文化、思想、美学传播中，都发挥了巨大的功能。
纪录片要赚钱，要寻找市场驱动力，这是迫切的生存问题；但仅仅市场是不够的，还要给思想和美学一片空间，这是成熟的文化生态应该具有的一种格局。
（作者系“广电独家”记者）